寻岩之路 [202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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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实行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的目的在于对行贿犯罪起到震慑作用，使企业不敢，不想也不能行贿。

45当新宪法确立后，如何保证其稳定性？如果说法条和现实之间早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应，那么如何设计文本才能让这种不适应来得慢一些，也平缓一些？从修宪参与者的言与行中间，读史者可以发现非常清晰且自觉的表述。邓小平在1982年2月同彭真等人讨论修宪时曾说：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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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肖蔚云：《论宪法》，第188—189页。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60很显然，这篇讲话就是接下来玉泉山集中后修宪文本工作的指导。真正有意义的是反其道行之，把材料连贯起来，打开进入修宪者思想世界的门径，由此检验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概念和学说。51 （二）全面修宪中的加法和减法修宪所要修正的基础文本是修宪时的现行宪法，然而八二宪法在谱系上直接追溯至我国第一部宪法，也即五四宪法。

40年后，当我们对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时，重温这种精神也许正当其时。宪法一经制定，就不要轻易修改。[39]《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8页。

（一）制度借鉴的先驱：苏维埃模式在苏维埃宪法发展史中，一般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始计，进而亦将1918年制定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作为宪法史的重要部分。[32]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页。因此，发生的所有政策分歧、政治对抗，只能有一种判断：他人在堕落，他人在犯罪。[55]此种人民实体化的思想，是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同时，在一个相反的面向对君主实体性的承袭，因为人民主权的概念来自共和主义对近代早期的主权概念的袭取和评价，在那时，这个概念起初是与绝对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该宪法亦未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兜底职权，但在第108条第2款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有权解决本宪法规定属于苏联权限内的一切问题。考虑到1954年《宪法》以来，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的内在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全权特性，我将以代议机关是否具有全权性作为区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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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nstitution of Pennsylvania, 1776, in Thorpe, 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otions, pp.3081-3092. [7]Constitution of Georgia, 1777, in Thorpe, 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pp.777-785. [8]法国第四共和国时期，过大的议会权力是造成政府换届频繁、政局动荡的原因之一。[53]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23页。再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第7条第8项规定，各县政府委员会议决其他县政府委员会认为应讨论事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短暂的巴黎公社建设与运转并不成功。

西耶斯在论涉政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第二个时期时，将其特点提炼为共同意志发挥作用，并认为共同体必须有共同意志。[16] 作为立宪民主的英国，其议会的立法权并非是不受限制的。且令人担忧的是，那种被实体化区分的人民概念，在锻造出全权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时，也极易引发敌友之间的政治纷争。宪法上代议机关的权力规范（尤其是兜底职权规范），成为辨识全权性的规范窗口。

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中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规范表述与1954年《宪法》完全一致。[61] 作为卢梭信徒的罗伯斯比尔在《关于宪法》中直言，宪法大厦建立在不可动摇的真理基础上，其中一个无可争论的原则，即人民是有美德的，而它的代表们则是蜕化变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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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如此，才能摆脱人民实在论的危险境遇，为立宪主义的成长奠定坚实的法理基石。[10]1918年年末，列宁指出：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

[70]人民拟制说也致力于构想有限选举制度，只不过它是根据人民主权自身的规范内涵去解释或理解人民的结果。……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能够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能够监督其实施的国家权力机关。与全权性相对照的是有限的代议机关。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另有学者认为，在国家结构形式的意义上，通常所说的集中，与之相对的实际上是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而非民主。这种人民的拟制特征充分表现在，人民不仅包括当前在世的人们，还包括已经去世和尚未出生的人们。

这些足以表明，政治协商会议已事实地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准备和前奏。[12] 至于最高苏维埃所掌握的全部的国家权力，蕴含了制宪权。

在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刘少奇阐述了当时的立法取向：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64]而这一政治逻辑也暗合了罗伯斯庇尔所理解的人民，专指那些穷人、兵士等无产者，而非那些贵族、将军及君主等富人。

因此，在事实论制宪权的意义脉络上，全权机关与成文宪法不存在必然冲突。（三）制度的确立与调适：人民代表大会制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制定了1954年《宪法》，该宪法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同时又是对它的发展。

通过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发现，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生成的根本原由，是人民主权中的人民，被错置为了具有独立意志的人民实体，而非法律上拟制的、具有超验性的人民。不过，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开展，人民民主的理论预设，应当将人民视为公民在法律上的联合。See Phyllis M. Frakt, Maos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23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80(1979), pp.684-704. [66]参见肖蔚云等：《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31]正文中所引用的抗日民主政权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规范性文件相关条文，参见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82年《宪法》调整了之前主观性较强的表述，修改为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1934年1月21日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规定方式看，和域外诸国的规定相近，代议机关兜底职权规范大致限于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其他职权。[4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46页。

全权兜底职权的出现，在理论渊源上，可以回溯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时提出的高度集权的人民代表机关理论。二是公社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综上，全权机关是在理论上足以成立，且在现实政制中得到实践的一种权力模式。[67]［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当然不能就此断言，全国人大已经一改之前的全权模式，因为作出这样评判尚需更为周到、精致的论证。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全权机关理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61]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1～178页。[5]代议机关的权力，如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也是来源于宪法的授权，受到宪法的制约，即代议机关所享有的权力是一种宪法之下的权力，而非一种最高的主权性权力。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23]第53条前13项列举了国会的职权，并于第14项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38]参见吕嘉：《中国式民主：现代民主两种类型之一的人民民主》，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该宪法第27条第14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58]有论者将卢梭及浪漫派们不当发挥的人民概念，归结为作为文化或伦理共同体的人民，[59]它属于实在说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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